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
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
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2025年4月25日上午,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(xuānchuánbù)、荔湾区国家档案馆(区地方志办)、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(bàngōngshì)、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(tǐyùjú)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,广东(guǎngdōng)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(jìniànguǎn)承办,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/研究生院和粤剧艺术博物馆协办的“‘荔泮芳华’系列活动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(总第10场)”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。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题为“清末民初的粤港合作——东华(dōnghuá)医院与广州善堂”的主旨报告(bàogào)。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实录(shílù)。
我们今日谈论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时(shí),更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,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。香港的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(yuèjí)商人。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(wài)省籍总理——上海人徐季良。这一人事特征(tèzhēng)充分证明,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。
一、香港东华(dōnghuá)医院之创立
在探讨东华医院(yīyuàn)与广州善堂的关系前(qián),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。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,港岛(gǎngdǎo)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“Civil Hospital”。“Civil”一词表明其非军用性质——因为(yīnwèi)当时(shí)香港另有一所“Naval Hospital”(海军医院)。该院中文名称(zhōngwénmíngchēng)较为特殊,称作“国家医院”。对(duì)当时岛民而言,就医实属不易。而且,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,更不求助西医,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。普通百姓——尤其(yóuqí)是早期来港、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,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,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(hěn)高。
照片中这位是(shì)何启,他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,早年在香港读书,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。然而在当时的(de)香港,行医之路并不顺畅——因(yīn)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(zhěnzhì)。所幸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。据(jù)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,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,除非免费施诊,否则不会就医。东华医院(yīyuàn)的创立正是(zhèngshì)基于这两点考虑——采用中医(zhōngyī)诊疗,提供免费服务。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:为何称其为“中医院”?我推测,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“中医院”。因为,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,何须住院?但是(dànshì),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,患病后无人照料(zhàoliào),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,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(煎药(jiānyào)器具),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,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。
图片中展示的(de)(de)(de)广福义祠始建于1851年,最初用于供奉牌位,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。香港当局起初并未察觉此事,直至消息(xiāoxī)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。署理总(zǒng)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“九至(jiǔzhì)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‘医院’里,其中一名是(shì)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(mùbǎn)上,停在一个狭窄的、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……,旁边的房间里放置(fàngzhì)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,但仔细查看,其中一人尚有气息……,在这里,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(lìngrényànwù)的情况”。由此可见当时(dāngshí)情形之骇人。此事经报纸曝光后,港府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。巧合的是,麦当奴总督此前曾“开赌”(即开放赌博),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,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,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,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。此时恰逢华人(huárén)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,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。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(yīpī)具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。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(zìzhǔ)运营中医院,而港府则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。
我们(wǒmen)发现,东华医院的总理名单中很多和广州“九大善堂”中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等(děng)善堂总理是重叠的,所以(suǒyǐ)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。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(liǎnglèi)——南北行(xíng)商人与(yǔ)买办。买办大多是广州人。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(dōu)搬来了香港。所以,1860年代(niándài)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,他们原先(yuánxiān)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。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,经营中国(zhōngguó)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。无论是将内地货物输往南洋,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,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,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。
东华医院总理名单(míngdān)中,梁云汉(鹤巢)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,足见(zújiàn)英国政府对他的(de)信任。他同时创办了广州(guǎngzhōu)的爱育善堂,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(zài)当地终老。另(lìng)一位(yīwèi)总理李璿(玉衡)原籍新会七堡,因冲突激烈的“土客之争”而举家迁港。此人致富不择手段,既经营金山庄,又涉足苦力贸易(即(jí)“卖猪仔”),更(gèng)取得了当时香港(xiānggǎng)的鸦片专卖权。若论(ruòlùn)财富,在当今李嘉诚、近代何东之上(zhīshàng)。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——其(qí)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,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。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(瑞南),他是广州陈家祠的创办人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(楚香),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(澄海籍),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,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(mǐ)(泰国米)进口业务。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,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,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。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(鉴之)也很特别(tèbié),其夫妇的棺木至今仍停放在东华义庄(yìzhuāng),历经(lìjīng)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,因其已经没有后人。此外,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“盛产”买办的唐家湾;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;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,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(莫藻泉、莫干生),至今已传至第五代,成为香港罕见的“富五代”家族,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(yīshēng)、律师等职业。
19世纪东华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(qítè)的一点:他们全部(quánbù)穿着官服——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。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,做很多事情(shìqíng)都不方便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(bǎochí)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。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(dāngjú)互动沟通,这里(zhèlǐ)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,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,稍后我将再做介绍。
图3 东华医院总理(zǒnglǐ)合照
二、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(shàntáng)之合作
从爱育善堂(shàntáng)首事名单中(zhōng)可以发现,陈桂士(瑞南)、陈美扬(翼云)、梁云汉(yúnhàn)(鹤巢)等人不仅(bùjǐn)担任(dānrèn)东华医院倡建总理,同时也是爱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。名单中还(hái)包括卢庚扬、李璿(玉衡)等熟悉的名字(míngzì)。值得注意的是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。在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,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——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,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(xiāngchà)一两年。其中,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“惠周海外”牌匾,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。
东华医院(yīyuàn)和爱育善堂间(jiān)有着(yǒuzhe)很多(hěnduō)的合作。首先就是(jiùshì)赈灾,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。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(1878)赠予东华医院“德起疮痍”的牌匾,正是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。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,这里提到“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,自去年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(jīmín)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”。当地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,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、施粥等善举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(guānxì)。
从现存(xiàncún)档案中可以发现(fāxiàn)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。其中(qízhōng)一份文件记载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(bìngrén)棉袄的事。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,制衣成本比较低。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“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(duōshǎo)件多少钱,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”。还有(háiyǒu)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。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(zhìàiyù)善堂的一封公函,记载了一个事件,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,是番禺县人,在墨尔本“营谋不遂”,幸得老友资助回港,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,送(sòng)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。
方便医院成立于1899年(nián),相对比较晚,但是和(hé)东华(dōnghuá)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。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(míngdān)中可以发现,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、陈作屏、刘渭川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(zǒnglǐ)或主席职务。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,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达。然而,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,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,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(xìngmiǎnyúnán)。
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“脚气病”(维生素B1缺乏症)的情况。该(gāi)疾病致死率极高,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。档案特别指出:“至脚症一科,中外病人回粤,由香港东华医院(yīyuàn)送到方便医治者,每年(měinián)以千计,多能奏效”,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(zhìliáo)脚气病方面具有(jùyǒu)显著优势。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,东华医院选择将患者转送(zhuǎnsòng)至方便医院医治。
1918年,方便医院(yīyuàn)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“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……以得转离(zhuǎnlí)水土”。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。另外我(wǒ)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那个年代只吃白米饭得不到(débúdào)其他营养有关系。这里还写到“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(sānwǔqī)帮,每帮或一二十(yīèrshí)人或三四十人”,这类数据非常多,所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。
此外,比较有意(yǒuyì)思的是,方便医院曾经希望东华(dōnghuá)医院助其对抗广东省政府。1922年,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(hánlǐ)记载到“卫生局张借防疫(fángyì)问题取缔留医,有意摧残”,东华医院的回复是“敝院为慈善机关(jīguān),政府政令未便由(yóu)敝法院直接奉函”,也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。实际上在19世纪,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,政府对此非常不满,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“第二个政府”。所以进入到20世纪,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。
方便医院曾赠予(zèngyǔ)东华医院“乐善同情”牌匾,祝贺其重建开幕。另外,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,“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权作杏林药陇,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”。据此,我也相信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(de)牌匾。东华医院成立之后,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(fēnfēn)仿效(fǎngxiào),所以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,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(dìqū)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,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。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(shíhòu)赠匾“仁风驰粤海(yuèhǎi)(yuèhǎi)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(zhōujiǎ)纪前徽”中提到的“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”,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(yígè)榜样,值得仿效。
倡建两粤广仁(guǎngrén)善堂也是同一帮人(rén),比如说有(yǒu)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人。这里我们提到阮荔村,一位(yīwèi)做越南贸易的商人,后续谈到赈灾(zhènzāi)时,还会提及此人。这位名叫何昆的人,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,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,思想(sīxiǎng)极具前瞻性,当时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。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,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。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(fēifán)人物,香港的爵士,是富二代,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。他早先在皇仁书院求学(qiúxué),后到英国(yīngguó)读书,在辛亥革命(xīnhàigémìng)时还提供过帮助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周少歧、刘铸伯等。刘铸伯,尽管香港对其的研究不多,但在20世纪初,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特别是他和韦宝珊、梁士诒的关系(guānxì)值得研究,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合作。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,他们发挥出影响力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,比如元(yuán)发行、公源米行、银号等等。
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(de)(de)信件,从中可以看出信息的流传方式。广肇义祠是(shì)先去信给广仁善堂,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。我在(zài)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(yígè)发现,民国初年的广州,可谓是一个“乱”字。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,靠广州商人、香港商人和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,他们做了大量(dàliàng)造福民众的事情。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,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(běiyángzhèngfǔ),轻视南方(nánfāng)的政府,它觉得北洋政府才(cái)是正统。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,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。所以,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,提供了大量的服务。
比如有两封(liǎngfēng)信件,一封涉及一名男童被(bèi)人拐到香港,东华医院(yīyuàn)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男童赎回。另一封则是妇人(fùrén)被拐至香港,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,请求帮助寻回,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。
崇正善堂(shàntáng)的(de)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,比如阮荔村、卢佐臣等等。
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(shàntáng)一起合办平粜,以应对米价的(de)突然上涨,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。
三、省港澳(gǎngào)联合赈灾组织
当时九大(jiǔdà)善堂和东华(dōnghuá)医院时常合作赈灾,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(tiào)总公所。因为当时“粤省丰年粮(liáng)不半岁,一遇水旱,接济(jiējì)稍窒,大局立危。是以前光绪戊戌、壬寅、癸卯及本年,米价飞腾,人心惶恐,皆赖举办干粜,潜遏乱萌”。举办干粜,就是担心平民因缺(yīnquē)米而(ér)引发暴乱。在当下,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,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,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。但是,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(shīshōu),就需要(xūyào)去收购越南米。与此同时,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购到越南米。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,让他们(tāmen)去收购越南的米。去办事的代表是冯(féng)平山和梁峙庭。冯平山颇为知名,他是新会(xīnhuì)人,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。之后,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设立平粜总公所,接济各府厅州县来(xiànlái)办理相关事宜。后续(hòuxù)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,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,另设广仁善堂。但是,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。
1919年,香港(xiānggǎng)爆发(bàofā)了香港史上第一次,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(bàodòng)。事后,香港当局批评说(shuō)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(de)大米,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,否则就会(huì)产生暴乱。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,因为当时越南和(hé)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,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。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,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。后来,由刘铸伯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,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,要其将大米运至(zhì)广州。整个事情的推动,依靠的不是政府,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,才得以顺利解决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且(qiě)精彩的故事。当然,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(zǒnglǐ)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刘铸伯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(huárén)(rén)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。最初这个事情是他们运用民间的(de)(de)(de)方法做成的,后来才得到北洋政府支持。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,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。直至今日,在(zài)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。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,他有一项重大功劳(gōngláo),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。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(jīngjì)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梁士诒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,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,家安在香港,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,他本人也极为精明。
这里也提到何东,他(tā)和广东的关系十分紧密。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(dōu)非同寻常。他曾举办过(guò)一次圆桌会议,邀请各大军阀商讨停战(tíngzhàn)。当时军阀们都给了他面子,但后面该如何行动依然照旧。这张照片是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(yǔ)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(hézhào),照片中可以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血统,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,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。
图(tú)7 1910年代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
1919年(nián)七月初三东华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(dào)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(héhóngshēn)的(de)父亲何世光。记录中可以看到“近因米价日昂,民食维艰”,要去“施粥以救(yǐjiù)眉急”,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。己未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,“何世光翁曰今晚请列位到会系(dàohuìxì)因蒙何君晓生”,前者曾邀陈廉伯帮助将省(shěng)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“已达到目的”,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“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”,“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到省接收,今院欲举两位(liǎngwèi)(谢家(xièjiā)宝、李右泉)上省与陈廉伯接洽(jiēqià)”。这里提到了谢家宝,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,“谢家宝翁曰,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,为接收芜湖米事,但抵省时尚早,乃先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,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,然仍属过得去(guòděiqù),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,后乃联队往沙面见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”。后来,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(xiānggǎng)。在他们运输米、储存米的过程(guòchéng)中,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(cóngshì)哪一行业。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,因为(yīnwèi)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,大家可以一起帮忙,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,政府则完全没有(méiyǒu)参与。可见,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。
四、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广东灾难之(zhī)中介
东华(dōnghuá)医院在海外赈灾(zhènzāi)中也扮演中介(zhōngjiè)的角色。有两封信,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(bālàbù)(澳大利亚巴拉瑞特)致东华医院,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,函请东华赈济广东(guǎngdōng)水灾。因为他们都(dōu)觉得东华医院值得相信,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,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。由此可见(yóucǐkějiàn),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。另外,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,也是通过(tōngguò)东华医院进行的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。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不止水灾,汕头(shàntóu)在1918年正月初三爆发了7.3级大地震,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,当年(dāngnián)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,通过南北行去赈灾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。
昨天,我也有幸到广东省(guǎngdōngshěng)档案(dàngàn)馆查看一批信件,这些信件大多是(shì)1946年之后的(de)信件。所以,我觉得东华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,因为(yīnwèi)它们的档案是齐全的,包括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,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“日据”时期,从未中断(zhōngduàn)。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,也就是一百年前的1925年,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。这并非偶然,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
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(de)是慈善以外(yǐwài)的事务。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革命党,不再支持清朝。广东人就很精明,等到大家差不多都投票后才做决定。这里就要提到广州一个(yígè)很重要的人物,叫江孔(jiàojiāngkǒng)殷。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,他当时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,让“省地即日总商会(zǒngshānghuì)集议,宣布共和国条件,请举代表到省情公定(gōngdìng)公议”。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,“本医院未涉便干预此事,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,且此电已(yǐ)分送四邑公所及报界公社(gōngshè)与华商会所,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,由他复电便是”。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,就说想如何审议(shěnyì)都与我无关(yǔwǒwúguān)。但看到电报,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,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。
还有(háiyǒu)海外华人向东华(dōnghuá)的求助(qiúzhù)。1921年二月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(huìyì)纪录写道,“省长来函详及墨国来电着敝院饬属严查,禁止华工赴墨务须随时劝阻请公定公议,谓此事关于(guānyú)政治问题,本院不宜兼理,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前途,此函可暂为贮下”。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,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,黄屏荪翁(wēng)倡议将电文抄白(chāobái)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,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”。1923年五月初四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墨国中华会馆(zhōnghuáhuìguǎn)来电,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,请公定”等等。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,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(xúnqiú)东华医院的帮助,这(zhè)就彰显了它(tā)的特殊地位。
广州商务总会也请东华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波罗洲地方水土及(jí)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,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:“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(qí)确定(quèdìng)情形不敢妄为臆说,请转询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(dòngxī)一切”。
1918年,东华(dōnghuá)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会发出的有关铸造(zhùzào)程璧光(chéngbìguāng)铜像的函件。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,然而他很快就(jiù)遭遇暗杀了。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,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。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的永安堂前的海珠公园。
1919年,旅京粤东会馆致函东华(dōnghuá)促阻(cùzǔ)广东当局拆毁孔庙明伦堂,即广府学宫(xuégōng)。这一情况非常特别,因为拆除学宫是(shì)政府的行为(xíngwéi),东华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干涉,但他们写信(xiěxìn)给东华医院。参与者有很多人,比如王宠惠,他是地道的香港人,父亲是牧师。此外,还有梁敦彦、梁士诒、朱汝珍等人。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,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。
我的(de)(de)结论(jiélùn)很简单。东华医院档案反映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(biànjié)。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。最特别的是在(zài)那个年代,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诸多事情,帮助了许多群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,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(shòu)的苦难会更加多。我们现在讲大湾区,也应该强调当时粤港的关系——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,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。
(本文整理者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(jí)社会工作杜冰冰、温倩钰、2024级公共(gōnggòng)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。)
杜冰冰(bīngbīng)、温倩钰、黄杰/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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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4月25日上午,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(xuānchuánbù)、荔湾区国家档案馆(区地方志办)、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(bàngōngshì)、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(tǐyùjú)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,广东(guǎngdōng)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(jìniànguǎn)承办,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/研究生院和粤剧艺术博物馆协办的“‘荔泮芳华’系列活动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(总第10场)”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。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题为“清末民初的粤港合作——东华(dōnghuá)医院与广州善堂”的主旨报告(bàogào)。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实录(shílù)。
我们今日谈论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时(shí),更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,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。香港的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(yuèjí)商人。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(wài)省籍总理——上海人徐季良。这一人事特征(tèzhēng)充分证明,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。
一、香港东华(dōnghuá)医院之创立
在探讨东华医院(yīyuàn)与广州善堂的关系前(qián),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。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,港岛(gǎngdǎo)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“Civil Hospital”。“Civil”一词表明其非军用性质——因为(yīnwèi)当时(shí)香港另有一所“Naval Hospital”(海军医院)。该院中文名称(zhōngwénmíngchēng)较为特殊,称作“国家医院”。对(duì)当时岛民而言,就医实属不易。而且,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,更不求助西医,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。普通百姓——尤其(yóuqí)是早期来港、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,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,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(hěn)高。
照片中这位是(shì)何启,他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,早年在香港读书,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。然而在当时的(de)香港,行医之路并不顺畅——因(yīn)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(zhěnzhì)。所幸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。据(jù)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,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,除非免费施诊,否则不会就医。东华医院(yīyuàn)的创立正是(zhèngshì)基于这两点考虑——采用中医(zhōngyī)诊疗,提供免费服务。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:为何称其为“中医院”?我推测,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“中医院”。因为,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,何须住院?但是(dànshì),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,患病后无人照料(zhàoliào),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,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(煎药(jiānyào)器具),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,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。
图片中展示的(de)(de)(de)广福义祠始建于1851年,最初用于供奉牌位,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。香港当局起初并未察觉此事,直至消息(xiāoxī)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。署理总(zǒng)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“九至(jiǔzhì)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‘医院’里,其中一名是(shì)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(mùbǎn)上,停在一个狭窄的、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……,旁边的房间里放置(fàngzhì)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,但仔细查看,其中一人尚有气息……,在这里,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(lìngrényànwù)的情况”。由此可见当时(dāngshí)情形之骇人。此事经报纸曝光后,港府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。巧合的是,麦当奴总督此前曾“开赌”(即开放赌博),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,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,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,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。此时恰逢华人(huárén)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,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。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(yīpī)具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。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(zìzhǔ)运营中医院,而港府则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。
我们(wǒmen)发现,东华医院的总理名单中很多和广州“九大善堂”中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等(děng)善堂总理是重叠的,所以(suǒyǐ)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。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(liǎnglèi)——南北行(xíng)商人与(yǔ)买办。买办大多是广州人。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(dōu)搬来了香港。所以,1860年代(niándài)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,他们原先(yuánxiān)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。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,经营中国(zhōngguó)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。无论是将内地货物输往南洋,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,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,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。
东华医院总理名单(míngdān)中,梁云汉(鹤巢)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,足见(zújiàn)英国政府对他的(de)信任。他同时创办了广州(guǎngzhōu)的爱育善堂,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(zài)当地终老。另(lìng)一位(yīwèi)总理李璿(玉衡)原籍新会七堡,因冲突激烈的“土客之争”而举家迁港。此人致富不择手段,既经营金山庄,又涉足苦力贸易(即(jí)“卖猪仔”),更(gèng)取得了当时香港(xiānggǎng)的鸦片专卖权。若论(ruòlùn)财富,在当今李嘉诚、近代何东之上(zhīshàng)。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——其(qí)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,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。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(瑞南),他是广州陈家祠的创办人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(楚香),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(澄海籍),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,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(mǐ)(泰国米)进口业务。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,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,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。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(鉴之)也很特别(tèbié),其夫妇的棺木至今仍停放在东华义庄(yìzhuāng),历经(lìjīng)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,因其已经没有后人。此外,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“盛产”买办的唐家湾;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;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,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(莫藻泉、莫干生),至今已传至第五代,成为香港罕见的“富五代”家族,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(yīshēng)、律师等职业。
19世纪东华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(qítè)的一点:他们全部(quánbù)穿着官服——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。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,做很多事情(shìqíng)都不方便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(bǎochí)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。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(dāngjú)互动沟通,这里(zhèlǐ)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,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,稍后我将再做介绍。
图3 东华医院总理(zǒnglǐ)合照
二、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(shàntáng)之合作
从爱育善堂(shàntáng)首事名单中(zhōng)可以发现,陈桂士(瑞南)、陈美扬(翼云)、梁云汉(yúnhàn)(鹤巢)等人不仅(bùjǐn)担任(dānrèn)东华医院倡建总理,同时也是爱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。名单中还(hái)包括卢庚扬、李璿(玉衡)等熟悉的名字(míngzì)。值得注意的是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。在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,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——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,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(xiāngchà)一两年。其中,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“惠周海外”牌匾,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。
东华医院(yīyuàn)和爱育善堂间(jiān)有着(yǒuzhe)很多(hěnduō)的合作。首先就是(jiùshì)赈灾,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。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(1878)赠予东华医院“德起疮痍”的牌匾,正是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。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,这里提到“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,自去年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(jīmín)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”。当地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,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、施粥等善举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(guānxì)。
从现存(xiàncún)档案中可以发现(fāxiàn)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。其中(qízhōng)一份文件记载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(bìngrén)棉袄的事。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,制衣成本比较低。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“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(duōshǎo)件多少钱,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”。还有(háiyǒu)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。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(zhìàiyù)善堂的一封公函,记载了一个事件,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,是番禺县人,在墨尔本“营谋不遂”,幸得老友资助回港,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,送(sòng)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。
方便医院成立于1899年(nián),相对比较晚,但是和(hé)东华(dōnghuá)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。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(míngdān)中可以发现,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、陈作屏、刘渭川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(zǒnglǐ)或主席职务。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,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达。然而,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,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,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(xìngmiǎnyúnán)。
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“脚气病”(维生素B1缺乏症)的情况。该(gāi)疾病致死率极高,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。档案特别指出:“至脚症一科,中外病人回粤,由香港东华医院(yīyuàn)送到方便医治者,每年(měinián)以千计,多能奏效”,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(zhìliáo)脚气病方面具有(jùyǒu)显著优势。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,东华医院选择将患者转送(zhuǎnsòng)至方便医院医治。
1918年,方便医院(yīyuàn)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“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……以得转离(zhuǎnlí)水土”。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。另外我(wǒ)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那个年代只吃白米饭得不到(débúdào)其他营养有关系。这里还写到“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(sānwǔqī)帮,每帮或一二十(yīèrshí)人或三四十人”,这类数据非常多,所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。
此外,比较有意(yǒuyì)思的是,方便医院曾经希望东华(dōnghuá)医院助其对抗广东省政府。1922年,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(hánlǐ)记载到“卫生局张借防疫(fángyì)问题取缔留医,有意摧残”,东华医院的回复是“敝院为慈善机关(jīguān),政府政令未便由(yóu)敝法院直接奉函”,也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。实际上在19世纪,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,政府对此非常不满,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“第二个政府”。所以进入到20世纪,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。
方便医院曾赠予(zèngyǔ)东华医院“乐善同情”牌匾,祝贺其重建开幕。另外,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,“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权作杏林药陇,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”。据此,我也相信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(de)牌匾。东华医院成立之后,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(fēnfēn)仿效(fǎngxiào),所以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,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(dìqū)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,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。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(shíhòu)赠匾“仁风驰粤海(yuèhǎi)(yuèhǎi)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(zhōujiǎ)纪前徽”中提到的“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”,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(yígè)榜样,值得仿效。
倡建两粤广仁(guǎngrén)善堂也是同一帮人(rén),比如说有(yǒu)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人。这里我们提到阮荔村,一位(yīwèi)做越南贸易的商人,后续谈到赈灾(zhènzāi)时,还会提及此人。这位名叫何昆的人,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,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,思想(sīxiǎng)极具前瞻性,当时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。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,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。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(fēifán)人物,香港的爵士,是富二代,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。他早先在皇仁书院求学(qiúxué),后到英国(yīngguó)读书,在辛亥革命(xīnhàigémìng)时还提供过帮助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周少歧、刘铸伯等。刘铸伯,尽管香港对其的研究不多,但在20世纪初,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特别是他和韦宝珊、梁士诒的关系(guānxì)值得研究,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合作。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,他们发挥出影响力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,比如元(yuán)发行、公源米行、银号等等。
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(de)(de)信件,从中可以看出信息的流传方式。广肇义祠是(shì)先去信给广仁善堂,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。我在(zài)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(yígè)发现,民国初年的广州,可谓是一个“乱”字。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,靠广州商人、香港商人和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,他们做了大量(dàliàng)造福民众的事情。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,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(běiyángzhèngfǔ),轻视南方(nánfāng)的政府,它觉得北洋政府才(cái)是正统。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,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。所以,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,提供了大量的服务。
比如有两封(liǎngfēng)信件,一封涉及一名男童被(bèi)人拐到香港,东华医院(yīyuàn)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男童赎回。另一封则是妇人(fùrén)被拐至香港,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,请求帮助寻回,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。
崇正善堂(shàntáng)的(de)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,比如阮荔村、卢佐臣等等。
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(shàntáng)一起合办平粜,以应对米价的(de)突然上涨,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。
三、省港澳(gǎngào)联合赈灾组织
当时九大(jiǔdà)善堂和东华(dōnghuá)医院时常合作赈灾,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(tiào)总公所。因为当时“粤省丰年粮(liáng)不半岁,一遇水旱,接济(jiējì)稍窒,大局立危。是以前光绪戊戌、壬寅、癸卯及本年,米价飞腾,人心惶恐,皆赖举办干粜,潜遏乱萌”。举办干粜,就是担心平民因缺(yīnquē)米而(ér)引发暴乱。在当下,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,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,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。但是,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(shīshōu),就需要(xūyào)去收购越南米。与此同时,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购到越南米。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,让他们(tāmen)去收购越南的米。去办事的代表是冯(féng)平山和梁峙庭。冯平山颇为知名,他是新会(xīnhuì)人,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。之后,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设立平粜总公所,接济各府厅州县来(xiànlái)办理相关事宜。后续(hòuxù)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,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,另设广仁善堂。但是,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。
1919年,香港(xiānggǎng)爆发(bàofā)了香港史上第一次,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(bàodòng)。事后,香港当局批评说(shuō)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(de)大米,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,否则就会(huì)产生暴乱。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,因为当时越南和(hé)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,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。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,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。后来,由刘铸伯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,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,要其将大米运至(zhì)广州。整个事情的推动,依靠的不是政府,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,才得以顺利解决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且(qiě)精彩的故事。当然,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(zǒnglǐ)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刘铸伯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(huárén)(rén)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。最初这个事情是他们运用民间的(de)(de)(de)方法做成的,后来才得到北洋政府支持。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,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。直至今日,在(zài)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。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,他有一项重大功劳(gōngláo),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。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(jīngjì)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梁士诒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,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,家安在香港,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,他本人也极为精明。
这里也提到何东,他(tā)和广东的关系十分紧密。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(dōu)非同寻常。他曾举办过(guò)一次圆桌会议,邀请各大军阀商讨停战(tíngzhàn)。当时军阀们都给了他面子,但后面该如何行动依然照旧。这张照片是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(yǔ)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(hézhào),照片中可以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血统,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,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。
图(tú)7 1910年代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
1919年(nián)七月初三东华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(dào)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(héhóngshēn)的(de)父亲何世光。记录中可以看到“近因米价日昂,民食维艰”,要去“施粥以救(yǐjiù)眉急”,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。己未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,“何世光翁曰今晚请列位到会系(dàohuìxì)因蒙何君晓生”,前者曾邀陈廉伯帮助将省(shěng)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“已达到目的”,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“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”,“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到省接收,今院欲举两位(liǎngwèi)(谢家(xièjiā)宝、李右泉)上省与陈廉伯接洽(jiēqià)”。这里提到了谢家宝,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,“谢家宝翁曰,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,为接收芜湖米事,但抵省时尚早,乃先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,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,然仍属过得去(guòděiqù),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,后乃联队往沙面见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”。后来,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(xiānggǎng)。在他们运输米、储存米的过程(guòchéng)中,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(cóngshì)哪一行业。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,因为(yīnwèi)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,大家可以一起帮忙,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,政府则完全没有(méiyǒu)参与。可见,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。
四、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广东灾难之(zhī)中介
东华(dōnghuá)医院在海外赈灾(zhènzāi)中也扮演中介(zhōngjiè)的角色。有两封信,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(bālàbù)(澳大利亚巴拉瑞特)致东华医院,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,函请东华赈济广东(guǎngdōng)水灾。因为他们都(dōu)觉得东华医院值得相信,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,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。由此可见(yóucǐkějiàn),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。另外,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,也是通过(tōngguò)东华医院进行的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。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不止水灾,汕头(shàntóu)在1918年正月初三爆发了7.3级大地震,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,当年(dāngnián)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,通过南北行去赈灾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。
昨天,我也有幸到广东省(guǎngdōngshěng)档案(dàngàn)馆查看一批信件,这些信件大多是(shì)1946年之后的(de)信件。所以,我觉得东华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,因为(yīnwèi)它们的档案是齐全的,包括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,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“日据”时期,从未中断(zhōngduàn)。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,也就是一百年前的1925年,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。这并非偶然,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
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(de)是慈善以外(yǐwài)的事务。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革命党,不再支持清朝。广东人就很精明,等到大家差不多都投票后才做决定。这里就要提到广州一个(yígè)很重要的人物,叫江孔(jiàojiāngkǒng)殷。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,他当时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,让“省地即日总商会(zǒngshānghuì)集议,宣布共和国条件,请举代表到省情公定(gōngdìng)公议”。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,“本医院未涉便干预此事,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,且此电已(yǐ)分送四邑公所及报界公社(gōngshè)与华商会所,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,由他复电便是”。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,就说想如何审议(shěnyì)都与我无关(yǔwǒwúguān)。但看到电报,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,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。
还有(háiyǒu)海外华人向东华(dōnghuá)的求助(qiúzhù)。1921年二月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(huìyì)纪录写道,“省长来函详及墨国来电着敝院饬属严查,禁止华工赴墨务须随时劝阻请公定公议,谓此事关于(guānyú)政治问题,本院不宜兼理,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前途,此函可暂为贮下”。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,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,黄屏荪翁(wēng)倡议将电文抄白(chāobái)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,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”。1923年五月初四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墨国中华会馆(zhōnghuáhuìguǎn)来电,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,请公定”等等。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,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(xúnqiú)东华医院的帮助,这(zhè)就彰显了它(tā)的特殊地位。
广州商务总会也请东华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波罗洲地方水土及(jí)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,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:“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(qí)确定(quèdìng)情形不敢妄为臆说,请转询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(dòngxī)一切”。
1918年,东华(dōnghuá)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会发出的有关铸造(zhùzào)程璧光(chéngbìguāng)铜像的函件。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,然而他很快就(jiù)遭遇暗杀了。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,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。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的永安堂前的海珠公园。
1919年,旅京粤东会馆致函东华(dōnghuá)促阻(cùzǔ)广东当局拆毁孔庙明伦堂,即广府学宫(xuégōng)。这一情况非常特别,因为拆除学宫是(shì)政府的行为(xíngwéi),东华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干涉,但他们写信(xiěxìn)给东华医院。参与者有很多人,比如王宠惠,他是地道的香港人,父亲是牧师。此外,还有梁敦彦、梁士诒、朱汝珍等人。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,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。
我的(de)(de)结论(jiélùn)很简单。东华医院档案反映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(biànjié)。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。最特别的是在(zài)那个年代,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诸多事情,帮助了许多群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,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(shòu)的苦难会更加多。我们现在讲大湾区,也应该强调当时粤港的关系——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,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。
(本文整理者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(jí)社会工作杜冰冰、温倩钰、2024级公共(gōnggòng)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。)
杜冰冰(bīngbīng)、温倩钰、黄杰/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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